「發財保富的秘訣」──記聶雲臺及其《保富法》(下)
1920～1923年是聶雲臺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，他不僅獲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，也創辦了有「模範紗廠」之稱的大中華紗廠。由於聶雲臺在產業界的地位，使大中華紗廠的籌備異常順利，建廠規模由原訂的2萬綻增加到4.5萬紗綻，規模設備皆為當時一流。但是建廠時間也隨之拉長，從1919年發起，直到1922年4月才開始量產，然而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帝國主義資本大量進入中國，西方紡織業也開始復甦，棉紗價格快速下跌，加上借貸資本佔的比例高，造成一開始量產就處在虧損的狀態。更麻煩的是紗廠的設備皆向英國購買，大戰結束後英磅開始升值，但聶雲臺並未警覺到嚴重性，未立即結清帳款，等到英磅匯價一路上漲，聶雲臺已無法承擔債務壓力，1924年模範紗廠登報拍賣，最終以虧損200萬兩出售給永安百貨集團。聶雲心力交瘁，大病一場，此後他淡出企業界，投身於佛教與慈善事業。(註1)
1920年代的上海雖然繁華，但是在其他地方卻是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橫行，例如孫中山就曾在1925年說，我們要推倒軍閥，「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，蓋必如是，中國方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」。以聶雲臺從事的紡織業而言，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為日商設立的紗廠，而日本人對待工人也最嚴苛，每日工作達十二小時，且動輒以毆打和開除來威脅勞工，當然也包括使用童工。
1925年2月，上海的日商內外紗廠發現一具童工屍體，胸部曾受重擊。工人們認為是被日人毆打致死，於是全體罷工。後經上海總商會調停，日商承諾不再打罵工人。4月19日，青島日商大康紗廠四千多位工人為爭取權利、提高工資而罷工，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也積極響應。5月初，多間日本紗廠以引發工潮為由，將所有男工解僱，狀況於是愈演愈烈。24日起，在共產黨的介入下，學生和工人不斷在公共租界集會演講，聲援工人罷工，也要求釋放被拘捕的抗議人士。30日，數千名抗議群眾聚集到租界內最繁華的南京路，造成100多人被捕。下午3時許，群眾轉而聚集到巡捕房前，英國巡捕於是開槍驅離，打死了13人，40多人受傷，另外逮捕49人。上海宣佈戒嚴，租界內的大學也被封閉。是為著名的「五卅慘案」。
此事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影響力也得到擴大，該如何救國的各種主張也在言論市場中紛紛嚷嚷。聶雲臺看在眼裡，當然深有所感，就在同一年9月，聶雲臺在上海家中舉行了「第一次聶氏家庭集益會」，藉以勉勵家庭和睦與振興家運，每次會議後並將會議內容記錄於《聶氏家言旬刊》，聶雲臺也不定期地在這份家族刊物中撰文，其中有一篇名為《大糞主義》的文章很有意思。聶雲臺說：
「現在政治教育家都要講主義，他們的主義都說得很高很好聽，但是講得太遠了，須要切實點才好。就像醫師因病下藥，不應只把貴重的藥隨便寫出來，例如人蔘是好藥，但是不能醫百病，若不問病象，總是開人蔘，就不能見效了。究竟有什麼主義可以救中國？可否找出一個簡單的對症丹方？我想了很久，得到一味好藥，這藥不但不貴重，並且是很賤、很臭、很穢的，這藥就是大糞。換句話說，我的救國方法就是大糞主義。我不是說笑話，我這主義是含有很深的意義的。」(註2)
「我們說有幾種病是中了毒，需要灌大糞汁方能解毒。我看現在中國所中的毒，也需要大糞來解。我主張官員、老師、學生都需要曉得大糞的寶貴，並且凡是能用手搬動大糞的人，都是應該尊敬的。這個高深的意義，很多人當然不易領會，所以他們自己打扮的精緻華美，卻厭棄中國舊式鄉村的生活，聞著點臭氣就嫌空氣不好了，也因為不領會，所以把搬挑大糞的人看得很賤，不曉得我們倒是靠他們生活的。」
聶雲臺認為當時的人們染上了「四種毒質」，分別是：「驕慢的毒」、「驕懶的毒」、「體面的毒」和「奢費的毒」，而大糞正是解這四種毒的良藥。聶雲臺說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「驕慢」(即傲慢)的劣根性，而平日最易容見到，也最令人反感的，就是「站街巡捕對人力車夫的神氣，出洋留學的人對鄉下人的態度」。因為每個人都不肯自居卑下，總想要勝過別人，「你發財一千萬，我就要發財一萬萬(一億)」。大家都想發財、想享福，卻不肯吃苦耐勞，「所以農人要進城做工。工人嫌工作費力，想當商人，看到做官帶兵可以發得快發得多，又心動了」。這正是中了「驕懶的毒」，聶雲臺在文章中提醒：「古人總是教人習勞苦，因為民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；逸則淫，淫則忘善而惡心生」。
所謂「體面的毒」，是指許多有錢人「對於善舉多半吝嗇，要他拿出幾塊錢幫助貧困，就覺得為難，但是花幾千元買幅字畫，或花幾千、幾萬元為他的妻妾買首飾衣服，卻很容易。何以故？因為衣服、字畫可以拿來誇耀人。」然而什麼是體面？什麼樣的裝扮才可受人尊重？聶雲臺基於他謙虛卑下，關懷貧困的態度，打了個比方，「譬如有兩個人，一個是農人，挑著一擔糞，身上穿著破衣，但是他心中坦蕩，於人無侮，與世無爭，雖是貧苦，卻是辛勤耕作，也獲得人們的尊重。另一個人，戴的金鋼鑽，穿著錦繡衣，再加古磁名畫，陳列滿屋，但是滿腔鄙吝驕偽之心，蠅營狗苟。旁人雖當面恭維，背後卻譏笑怒罵。這就是真美假美的分別。」這種以表面裝扮來驕慢勝人，就是中了「奢費的毒」，聶雲臺毫不保留地批評：「我國是農業國，平均收入較低，可是處處卻要用洋貨，農家穿洋布，工人也要花紗洋緞，有錢人更不用說，全身都是洋貨，越闊氣的人越看國貨不值，止恨自己頭髮不黃，眼睛不綠。」(註3)
富人奢侈炫耀，不恤貧困，仕宦階層自認高人一等，傲慢驕惰，本來應該予以批評，可是一般人不僅不這麼做，反而爭相羨慕和模仿，大家爭著要發財，卻又好高騖遠，不肯習勞苦、事卑下，就不擇手段地爭權力強地盤，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巧取豪奪，使社會上充滿了你爭我奪的暴戾之氣，所以聶雲臺認為中國這個病人身上中的毒實比印度還要深，非痛下決心使用特殊的方藥不可。
「大糞主義」一方面點出了當時風氣的虛浮，一方面也嘲諷留洋學人只會撿現成的各種主義，卻對中國的傳統沒有同情的理解。其實聶雲臺雖然經營新式企業，也曾經留學美國，甚至還一度接受基督教信仰，但是他對於財富的觀念和社會的責任，卻是深植於傳統的天道觀念，認為人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上天的鑒臨，聶雲臺在《保富法》中說：
「世間事好像下棋一樣，一切人，一切物，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，我動一招，對方就要應我一招，而且馬上就有第二、第三招跟著來。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，狗就會對我搖搖尾巴；我對人謙和寬厚，別人就會感謝我；我對人驕傲刻薄，別人就會懷恨在心。」
「若是借著特別的地位，例如做官的、做公司的經理人等，卻暗中謀取私人利益，或是使自己富厚，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，自己家裡盡是舒服享受。這些事，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，法律也管不到他，他算是贏了這盤棋。可是天道卻不一定許他贏，老天只要輕輕動一招，就會讓他一敗塗地，這叫做『人有千算，天只有一算』。像范仲淹就是最明顯的例子，他做了大官，到死的時候，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，照世俗的眼光來看，他算是白忙了一世，然而他的子子孫孫卻多是富貴賢才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棋。」
天道是什麼？聶雲臺用很通俗的語句解釋：
「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，就是過分的，要受到制裁；吃虧的，要受到補益。中國的聖哲、佛家、老莊的學說，都在說明這個道理，《易經》說：『天道虧盈而益謙』。《尚書》說：『惟天福善禍淫』(淫字在此做過份解)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『若令眾生歡喜者，則令一切如來歡喜』。所以，我們為善加福於人，我們自然還得其福；我們為惡加害於人，我們自然還得其禍。」
聶雲臺以下棋做比方，真是傳神，人們處心機慮，機關算盡，即使佔盡先機，最終仍贏不過天，正是如聶雲臺說：「人有千算，天只有一算」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台灣俗諺中也有一句名言：「千算萬算，不值天一畫」，中國民間千百年累積的經驗智慧，怎不令人心折。
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歸諸天命的思想有些消極，自己的命運不是操之在己嗎！我初讀《保富法》到此，也聯想到可能與聶雲臺在紡紗事業上的挫折有關。認而，再細細地想，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並非都是平平順順的，我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，平常做事，即使已準備充分，卻偶有百密一疏的狀況；與人相處，即使已無私付出，卻仍有終是一場空的感慨。這些若無涉旁人權益，或只是換來眾人一陣鬨笑，自我解嘲一番，幽默以對，無傷大雅，或也可視為天象示警，再力求謹慎週全，行善積德，上天讓你一招，即能有所收穫。但若違背天理，損人佔利，不僅夜不得眠，甚至惡夢連連，冷汗遍體。台南「天壇」著名的「一字匾」上的刻文說得好：
「世人枉費用心機，天理昭彰不可欺。任爾通盤都打算，有餘殃慶總難移。」(註4)
(註1)宋路霞，〈恆豐紗廠的後世傳奇〉，刊《中國企業家》，2001年第10期。
(註2)傳統中藥裡確實有不少藥材是用動物糞便製成，如望月砂是野兔糞便，夜明砂是蝙蝠的糞便。另外據2011年12月25日《中國時報》報導：「福建泉州日前出土四十罐埋藏卅八年之久，據稱能治小孩高燒、內熱或肝病的『金汁』」。所謂「金汁」，就是用深秋入冬的童子糞便祕煉熬製而成。
(註3)大糞主義出自《家庭講話》一書，全書可於網路閱讀，網址：http://book.chaoxing.com/ebook/detail_11337325.html。聶雲臺在文中還提及當時甘地在印度推動的不合作運動，說甘地為了消極抵抗英國，要印度人穿粗土布，不要穿英國洋布，凡是穿細料洋布就是與英國人合作，這個運動成效可觀，使英國出口到印度的棉貨，一年間減少了55%。聶雲臺並以「求己、克己、推己」加以概括，對甘地頗為推崇。
(註4)全文是：
世人枉費用心機，天理昭彰不可欺。任爾通盤都打算，有餘殃慶總難移。
盡歸善報無相負，盡歸惡報誰便宜。見善則遷由自主，轉禍為福亦隨時。
若猶昧理思為惡，此念初萌天必知。報應分毫終不爽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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